百家讲坛3

杨幺部前身是钟相，靠邪教起家，占有洞庭湖及其周近十九县，称帝称王，又与金朝傀儡伪齐刘豫“连结”，共同对付南宋朝廷，说是“贼”，似无可非议，而驳“岳家军是贼”异说，还得从王彦及其“八字军”说起。“八字军”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，320页，诠释为南宋初年的抗金武装。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，宋将王彦北进战败，率所部七百人入太行山。因而刺“赤心报国，誓杀金贼”（一作誓竭心力，不负赵王）八字而得名。不久傅选、孟德、刘泽、焦文通等十九寨义军参加，发展至十多万人，势力达到井（治今山西太原）汾（治今山西汾阳）、泽（治今山西晋城）、相（治今河南安阳）、卫（治今河南卫辉）、怀（治今河南沁阳）等州，多次击败金军。次年王彦率其中一万多人南下，受宗泽领导，后编入御营，余部仍在当地继续抗击金军。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随张浚入川陕。绍兴三（1133年）在金州（今陕西安康）、饶凤关（今陕西西石泉西）抗击金军。后改归刘锜统军，于绍兴十年北上取得顺昌之战的胜利。”同书1442页王彦条：在河北招抚使张所部下任都统制，率军七千人渡河抗金，收复新乡。未几入太行山，创立“八字军”，联络黄河以北义军抗敌，发展到十多万人，后率一部南下，任张浚部军统制，在川陕地区与金兵、刘豫伪齐军作战。后被解除兵权。绍兴七年（1137）以洪州观察使知邵州。”脸刺“赤心报国，誓杀金贼，”八字，显现一身正气，一军正气的“八字军”，有其光荣的军史，其领导人王彦戎马一生，赤心报国，今天，说历史者，公然在央视十频道大讲坛上称之为“贼”，诚有失体统!讲史者可不能信口开河！经世少当轻浮。
  
六、《风云激荡的两宋传奇》第三个论题是“岳飞被杀有其个人原因”，说及“岳飞的坏脾气和频频抗上也成为他最终被杀的原因之一”。这里，作者用了“坏脾气”三个字，如果是善意的，则会用点文明语“个性强”之类，其实这正是岳飞的可贵之处，因为前些年“愚忠论”者，正是认为岳飞对宋高宗的反抗性不足，唯皇帝之命是从……。是非判然，在此不费笔墨了。要说清楚的是“岳飞见自己的建议（早立太子事）得不到采纳，竟一气之下上了庐山，撂挑子不干了……”绍兴六年（1136）岳飞母姚太夫人病故鄂州，葬于今九江庐山，绍兴七年（1137），岳飞“奉诏至都督府，与张浚议刘光世军不合，遂疑先臣有自营得军意。即日上章乞解兵柄，玺书召还，复畀以兵”。而建议早立太子，则是发生在绍兴十年（1140）事：“至绍兴十年，虏再叛盟，先臣洒泣历众，即日北讨。将行，数请面陈，冀以感动上听，会诏趋进兵，不许，乃密为亲书上奏之，大略以为：“今欲恢复，必先正国本，以安人心，然后不常厥居，以誓不忘复仇之志”。奏至，宸衷感悟，赐御札褒奖，有‘非诚忱忠谠，则言不及此’”。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相差三年，现在“传奇”的作者，竟把它们扯在一起，把后事诬成前因，做为岳飞“坏脾气”、“抗上”的一个例证。用心何在？当然，《传奇》或袁腾飞的《讲座》也并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创造而是学舌于岳飞幕僚薜弼。薜弼为什么创此违反事实之说，得弄清薜弼是何许人？岳珂的《金佗穊编》1036页记道：“按弼之在先臣幕为最久，及先臣得罪，僚佐皆下吏远徙，独弼不与，偃然如故。议皆谓弼旧居永嘉，秦桧方罢相里居，弼足恭奴事，以邀后福。及在先臣幕，知桧恶先臣，观望风旨，动息辄报，以是获免于戾，天下固知之矣。”以上岳珂在上奏朝廷的《吁天辩诬录》辩驳甚详。八百多年后，说史者与薜弼灵犀相通，祭起秦桧党羽的诬枉不实之词来说历史，愚弄人们，不亦悲夫！
  
七、《风云激荡的两宋传奇》第一大段第一自然段称：“刚接触这段历史的时候和很多人的感觉一样，也觉得皇帝懦弱无能，有点儿窝囊。但是通过了解后可以说对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”上段关于对宋高宗的叙述，袁腾飞说的很晦涩，讲述正文时也只是对宋高宗的俭朴生活做了一番宣扬，（按：宋高宗退位后居德寿宫，太上皇每年零用费为48万贯，与太师、节度使年薪4800贯比，又作何解!）而其“进一步认识”的立意，应该是“风云”中的这位皇帝并非“懦弱”，也非“窝囊”，而是有所能、有所建树吧！为便于人们澄清袁腾飞扬起的这团烟雾，下面将《宋史》与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撰写的《宋帝列传·宋高宗》的结语部份分别列出。固然，“嚼别人的馍没有味道，”然而在信息量如是之大的今天，享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仍不失是读书途径中的一条捷径。《宋史·高宗本纪》“高宗恭俭仁厚，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，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。况时危势逼，兵弱财匮，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（指夏少康、周宣王、汉光武、晋元帝、唐肃宗等中兴之主）。君子于此，盖亦有悯高宗之心，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。然当其初立，因四方勤王之师，内相李纲，外任宗泽，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，顾乃播迁穷僻，重以苗（傅），刘（正彦）群盗之乱，权宜立国，确乎艰哉。其始惑于汪（伯彦）黄（潜善），其终制于奸桧，恬堕猥懦，坐失事机。甚于赵鼎，张浚相继窜斥，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。一时有志之士，为之扼腕切齿。帝方偷安忍耻，匿怨忘亲，卒不免于来世之诮，悲夫！”王曾瑜先生在其《宋帝列传·宋高宗》第251页至253页对宋高宗做了总结性的评述，现录述如后：“无论是李纲、宗泽和岳飞，抑或是秦桧，他们的秉性可喻之为一种比较单调的色彩。宋高宗却不然，他的秉性可喻之为五光十色。一种太平享乐的风流皇帝胚料，经过特殊环境的熔炼，养成了多种难以言喻的特殊性格。他有一个雄健的大丈夫的体魄，却很不协调地包裹着一个卑怯得出奇的灵魂。在杀父之仇面前，宋高宗有一种无法思议的奴气，甘愿承受稍有血性者不堪承受的屈辱。但在臣民面前，却又保持了皇帝特有的尊严和威风，不时表现出蛮横不讲理的专横。他可以‘必不专恃和，虽和必不至于甚屈辱，’却甘愿接受屈辱得无以复加的和平。历史上固然有受辱一时，以成大业的实例，这完全不适用于宋高宗。他受辱的目的，仅在于偷安。集帝气与奴气于一身，这在历史上是罕有其比的。宋高宗秉性残忍，早在当皇子时，就有滥杀侍婢的记录。尽管有宋太祖誓约的约束，有优礼臣僚的传统，其在位三十六年内，贬窜、冤死和残杀的记录，在天水朝（宋王朝）可谓是空前绝后的。但是他残忍又是有限度的，他更喜欢的还是‘以宽仁’缘饰怯狠。宋高宗追求奢侈享乐。但是，他的奢侈同样是有限度的，他更喜欢的还是以“恭俭”作自我欢嘘。按中国旧史的伦理标准，宋高宗是个亲信小人、黜杀君子的典型。但是，在某些场合的形势下，他又能勉为其难地任用君子，忍痛割爱地逐去小人。宋高宗畏惧人言，不惜以死刑和毒罚惩治谠论。但是，在某些场合下，又被迫表现出对谏诤的欢迎，并被迫对谠论作出一些自我克制。宋高宗有专制帝王胡作非为的勇气，但是，在某种形势下，又不得不以专制制度下的某些自我调节功能约束自己。宋高宗看来还不能说他没有半点父母兄弟之情。但是，在很多场合下，他不过是个高明的演员，表演自己的孝悌之道而已。宋高宗嗜色如命，却决非情种，对任何女人都寡情薄义，一旦稍有龃龉，则弃若敝屣，甚至残杀，并且最喜以清心寡欲，无子女声色之奉自我标榜。宋高宗作恶多端，而其聪明之处正在于对大多数恶事并不做绝，而留有可以文过饰非的余地。宋高宗在政治上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，却不乏小聪明和小手腕。他某些得计并非是本人高明，而来源于形势驱迫与臣僚的献可替否。至于他的失策，即使是对个人私利的失策，也有相当部分来自形势的驱迫与佞臣们的推波助澜。凡此种种，都说明宋高宗作为一个复杂‘多面派’的心理和性格。宋高宗的性格，归根结蒂，还是专制帝王在某种特殊环境下的心理变态，使人难于以常情，哪怕是帝王的常情予忖度。但是，他的罪恶本质上却仍是专制政治制度的罪恶。
  
八、韩平撰文《学历史也可以很有趣》第二段“史料笑话，替代随意发挥”中举例，‘比如岳飞有三句话被告密：第一，国家不能要了，皇帝不修德；第二，我32岁当节度使，太祖赵匡胤也是32岁当节度使；第三，岳飞问部下天下事怎么办？部下回答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在讲述这段话的时候袁腾飞巧妙地把这三句话的顺序作了一个颠倒……岳飞意图谋反的罪名很容易就成立了’。”袁腾飞在讲述这段话的时候 ，是加了限制条件的，即“有人诬告岳飞讲了三句话”，而且讲述时语气也是否定的。然而韩平撰文却走了调：第一抹去了“诬告”字样，第二变成了肯定语气；第三。将一般典籍上所叙述的“国家了不得也”篡改成：“国家不能要了”。这些显然违反了袁腾飞的原意，而给读者递送了一个岳飞确实说过事关造反的三句话。本来这些强加于岳飞头上欲构成其谋反罪的不实之词，在当年的“审判”过程就已经被否决了，连行刑之后倒填日月炮制的判决书也没有谋反一说，而只是罗织了两大罪状。1、曾说“自己与太祖30岁建节”，犯“指斥乘舆”罪，依法当斩。2、敌侵淮西时，“不即策应”，犯“拥兵逗留”罪，依法当斩。众所周知，事过几十年之后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早已得到了洗雪，遗憾的是，某些讲说历史的人，将这些历史故事不如实地去宣讲，或掐头去尾，或有意剪贴，或强奸原意予以曲解在其占有的平台上糊弄读者。袁腾飞的讲坐很长，涉及的问题很多，特别是混淆战争性质，称宋金战争是“家里打架”，“岳飞与金兀术同称英雄”等奇谈令读者愕然，而导读者曲解史实，为有损国家正气的怪论推波助澜，令人费解。
  
九、暂时的结尾《世界名人百传·十大败类》，张莉、吴清华主编2006年版，141页：“秦桧死后几百年中，人们渐渐地将其视为投降卖国的代名词，这只怕是秦桧万万想不到的，朱熹在《戊午党议序》一文中对秦桧的奸恶进行了剖析，说道：‘秦桧之罪，上通于天，万死不足以赎其身，其倡邪说异谋而误国，挟虏势以要君，使人伦不顺，人心不正’实在是一针见血力透纸背，足以为后世戒”。慎为秦桧翻案，这把火是不好玩的！为取得共识，希望大家认真读读近日谢世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1996年12月为《中国精神》撰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：“在几千年的历史中，我们始终没有断过敌人，东西南北四面都有。虽然有的当年的敌人，今天可能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，但是，在当年他们只能算是敌人，我们决不能把古代史现代化。否则，我们的苏武、岳飞、文天祥等等一大批著名的爱国者，都被剁去了爱国的光环，成为内战的牺牲者。”本文草成后，经由：中科院原地质所副所长、研究员易善锋暨中联部对外宣传局原局长岳明斧正

二00九年九月五日[em14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