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水浒传》让毛泽东赢了蒋介石

有这样一部历史名著，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。毛泽东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“营养”，灵活运用于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，终使“星星之火”得以“燎原”；蒋介石忽视了这部小说的社会影响力，忽视了其蕴藏在民众中巨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，从而导致其“剿匪”越剿越多，最终黯然告别大陆。
    这部历史小说，就是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《水浒传》。
　　毛泽东一生都喜欢阅读《水浒传》，即使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也从未间断。他与《水浒传》几乎须臾不离：在江西苏区受到排斥、退隐读书时的书单上有《水浒传》；在长征和转战陕北的多次战略转移中，经过再三精简的行装中仍然保留着一套《水浒传》；在延安整风中，《水浒传》是他圈定的阅读书目……他在写文章和讲话以及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《水浒传》中通俗易懂的故事，以之鼓舞与教育广大指战员们。
    “八七”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。按理说须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，但他谢绝了这样的安排。他说，我不愿意去住高楼大厦，我愿意上山下湖，去交绿林朋友。可见其受《水浒传》中啸聚山林、纵横江湖的绿林好汉的影响之深。
    秋收起义时，毛泽东率部进抵宁冈古城，巍巍井冈尽在眼前了。毛泽东风趣地对他的战友说：“《水浒》上有个梁山泊，皇帝老子的千军万马拿他们也没法子。你们晓得不，前面的这座大山里，就有两个绿林朋友：一个叫袁文才，一个叫王佐，反动派就是奈何不了他们哪！井冈山地势险峻，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，关了南面打北面，敌人奈何我们不得。在这儿，我们可以居高临下，看得清、打得准。”
　　10月6日，毛泽东亲自会见袁文才，并以100条枪作为见面礼，袁文才十分高兴，当即送600银元给工农革命军解决给养问题。不久王佐也同意工农革命军进山。10月底，在连绵的秋雨中，毛泽东率领队伍进驻井冈山，驻扎在茨坪。井冈山一时成了中国革命的新起点。
    毛泽东对《水浒》的喜爱从迪克·威尔逊的描述就可见一斑：1930年3月，“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，一条布被单，两套普通的灰军服，一件银灰色的毛衣，一件旧大衣，一把破雨伞，一个吃饭用的缸子，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，他用的地图、文件、书籍——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《水浒传》，都装在这个挂包里。”（迪克·威尔逊：《历史巨人——毛泽东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41页。）
    1934年红军被迫开始长征，途中，毛泽东谈到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的武艺时说，“都赶上景阳岗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”；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，毛泽东称赞聂是“新的鲁智深”。 1938年，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谈话中，他说：《水浒传》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，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。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。梁山的对面，朱贵开了个酒店，专门打探消息，然后报告上面。如果有大土豪路过，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。”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。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。”
    长征途中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。有一次，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，到一个村子驻扎后，他对警卫员讲：“你去给我弄部《水浒》和《三国》来。”警卫员找到一户读书人，说要借个“水壶”和“仨锅”用。老先生看了看他，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，就把自己正用的水壶借给了他，并说家中没有三口锅，只有一口，自家每天都得用，实在腾不出来。警卫员谢过老先生，提起借来的水壶，兴奋地去见毛泽东，一进门就说：“主席，水壶拿来了，仨锅没找到。”毛泽东抬头一看，禁不住笑了。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，耐心地告诉他：“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，也不是烧饭的大锅，而是中国的古代名著《水浒传》和《三国演义》。这是两都古书。”说罢，又拿来一片纸在上面写出来，交给了警卫员，告诉他今后要注意抓紧时间学习，“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”!（见《璀璨的星系》一书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。）
    1939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做题为《三个法宝》的演讲时称：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“没法子，被逼上梁山”。毛泽东在谈到梁山第一任领导王伦时说，“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，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”。谈到战争的胜利，关键在于明了情况，方法对头时，毛泽东在又举了《水浒传》的例子。他说：“《水浒传》上宋江三打祝家庄，两次因情况不明，方法不对，打了败仗，后来改变方法，从调查情形入手，于是熟悉了盘陀路，拆散李家庄、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，并且布置藏在敌人营垒里的伏兵，第三次就打了胜仗。”由此导出了侦察敌情、分化瓦解敌人等战术思想。可见，毛泽东从《水浒传》中吸取了不少军事辩证法思想。他还说：“《水浒传》中的三打祝家庄，为什么要打三次？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，办事谨慎，前两次是试探，后一次才是真打。我们干革命，就得学宋江，要谨慎。”
　　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，红军游击队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，往往离开实际情况去估量政治形势，指导工作，因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和错误。毛泽东批评这种人是“李逵式的官长”：那些李逵式的官长，看见弟兄们犯事，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。结果，犯事人不服，闹出许多纠纷，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，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？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112页）《水浒传》中的李逵朴实豪爽，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，但头脑简单行事鲁莽。毛泽东将红军中“懵懵懂懂”处事的干部比做“李逵式的官长”，是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，同时也肯定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，因而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    他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中，以林冲打翻洪教头为例，说明战略退却的必要性：谁人不知，两个拳师放对，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，而蠢人则其势汹汹，辟头就使出全部本领，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。《水浒传》上的洪教头，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，连唤几个“来”“来”“来”，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，一脚踢翻了洪教头。(《毛泽东选集》第203页)“两个拳师放对”，在战场上属于单兵动作，是士兵个体的战斗行为，可是毛泽东却从中发现了战略退却的大问题。用《水浒传》的小故事来说明大道理，显得生动、具体，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、战士也一听就懂。
　　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这篇著名的文章中，毛泽东将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。他告诫人们，在野兽面前“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”：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。在武松看来，景阳岗上的老虎，刺激它也是那样，不刺激它也是那样，总之是要吃人的。或者把老虎打死，或者被老虎吃掉，二者必居其一。(《毛泽东选集》第1473页)
    解放战争胜利前后，毛泽东又多次谈到《水浒》一书。
    1947年8月，在陕北沙家店战役结束后，毛泽东和警卫员李银桥说：“小时候看《水浒》，只知道杀富济贫，不懂得反封建；大点了，看《盛世危言》，以为有了外国的技术、机器和枪炮就行，还是不懂反封建。”（权延赤：《卫士长谈毛泽东》，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241页。）
    1949年12月26日，毛泽东在苏联访问。他在处理完一些事后，走进会客室里散步。他推门出来，看到汪东兴在看书，便问道：“又在看什么书?”汪东兴说：“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《水浒》。”毛泽东说：“《水浒》这部书有一百回本，有一百二十回本，你看的是哪种?”汪东兴回答说；“我借的这部书是一百二十回的线装本。”毛泽东说：“有时间就看点书是增加知识的办法之一，孔子说，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。”（《汪东兴日记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66页。）

    上世纪60年代，正是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民族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。不少国家和政党的领导人来中国“取经”，他们除了向毛泽东请教武装斗争的办法外，还常常问起毛泽东是如何成为战争大师的。毛泽东的回答是四个字：逼上梁山。他进一步解释说，我没有准备打仗，是一个小学教师。干革命后也没想到枪杆子。没有想到蒋介石那么厉害，到处抓人杀人，不要我们活了，一下字把我们打入地下。这七逼八逼，把我们逼上了梁山。
　　毛泽东晚年还评过《水浒》。1973年12月21日，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，劝人们读古典小说，他说：“《水浒》这部书，好就好在投降，做反面教材，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。”“《水浒》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。摒晁盖于108人之外。宋江投降，搞修正主义，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，让人招安了。宋江同高俅的斗争，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。宋江投降了，就去打方腊。”
    与毛泽东相比，蒋介石在传统文化为我所用方面就差远了。两人之高下，稍比立见。刘继兴前一段细阅了陈人康口述的《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》一书。陈人康在此书中说，父亲陈士榘曾亲口告诉他，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，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《水浒传》等书。
    该书中有这样的话：“谈到这里父亲特意说，如今井冈山在几代人眼里都是和神圣的，因为这里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。但是，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也的确带有很浓重的农民气息，其实很多参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《水浒传》等古典小说的影响，因为这样的书宣传的一个宗旨就是‘杀富济贫’。
　　父亲还笑着说，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，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《水浒传》等书，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，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，如读天书。而《水浒传》通俗易懂，情节吸引人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、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。我们很多将军、士兵都是看了《水浒传》才想到上山的。袁文才、王佐就是对《水浒传》非常熟悉的，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战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《水浒传》。”
    上将陈士榘是我军高级领导人，身经百战，对中国革命的认知十分深刻，他对蒋介石的这一评价可谓切中了要害！